在中史上,张闻天曾在短期内当过党的总负责人(亦称总),遵义会议后三年多存在着“洛(张闻天当时笔名为洛甫)毛合作”的领导体制。不过这位被誉为“红色教授”的学者型人物,一向愿意钻研理论而不长于具体事务,曾三次主动“让贤”,被传为佳话。
在红军万里长征的途中,中央在特殊环境中产生了一位总负责人,这就是“留日留美复留俄”,有着“红色教授”之称的张闻天(笔名为洛甫)。这位戴着一副深度近,举止有着学者风范的,被开玩笑地称为“明君”。他配合开好了遵义会议,又在中“三让总”,显示出不计个人名利的坦荡胸怀。
2月上旬,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许多都感到博古不能再负责下去,分工问题应解决。2月5日,在一个“鸡鸣三省”(即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小村子里宿营后,中央重新分工,决定由张闻天接替博古担任总负责(当时有人也称为总)。
当时博古也认识到自己缺乏斗争经验,不适合担任最高领导。有人劝他不要“交权”,博古还是襟怀坦荡表示应该服从集体决定。这一交权形式很简单,就是把几担装有、记录和印章的挑子交由张闻天负责。
张闻天从年轻时起就喜好理论研究和宣传工作,不长于处理琐事。他总戴着眼镜,不苟言笑,不善交际,常在沉思问题,像一位温文尔雅的学者。他被推为总负责人之后,一再感到并不完全适合于领袖地位,希望担任总。以身体不好并忙于军务为由拒绝。1935年4月红军长征渡过北盘江后,中央讨论要派一位中央负责人到白区工作,张闻天主动要求离职前去,结果等人不同意,改派陈云前往。
同年夏天红一、四方面军会师,身为局委员并在四方面军担任领导的张国焘伸手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又主动向提出“我这个总的位置让给他好了”。经过考虑说:“不行,他要抓军权,你给他做总,他说不定还不满意,但真让他坐上这个宝座,可又麻烦了。”于是中央决定,让张国焘担任红军总政委。事后证明,的考虑是有远见的,因为后来张国焘对抗中央的北上决定,并另立中央,从组织程序看是严重的行为。若是让他事先担任了总,怎么定性就不好说了。
遵义会议后,张闻天一直坚持集体领导,遇事总要征求大家的意见,经过讨论后再由他作结论。张闻天的信条是,真理在谁手里,就跟谁走。他在绝大多数场合都采纳的意见,几次开玩笑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