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应像西方冒险家那样，到处挖掘“宝藏”；而应寻找在现代条件下，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达到“适应”与“共生”之路。这需要艰巨、广泛的研究，应是学界的重要任务。
其实，游牧文化消亡，工商文明取而代之应是意料之中的事。康、乾以后，传统农耕文化显得比游牧文化更强势，它不也处在消亡过程中吗？无数的空心村、巨大的民工潮，无时无刻不在展示这一历史过程。30多年来以资本力量为核心的工商文明的突飞猛进，已经造成了胡焕庸线东南部严重的生态破坏。干旱草原的生态系统远比东南部脆弱，而其最强的制约是水，于是人们在这里看到了现代工商文明与水资源的尖锐矛盾。
2010年8月10日，新华网内蒙古频道消息：8月9日,从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给排水公司了解到:目前巴彦浩特日供水量达到2.9万方,日缺水近1万方,供水能力接近极限。
巴彦浩特原名定远城，是阿拉善盟行署、阿左旗政府、巴彦浩特镇政府所在地。清康熙七年（1668年）划设阿拉善额鲁特旗时建，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仿照北京故宫格式重修王爷府，故有“小北京”之誉。前述广宗寺就在这里。
巴彦浩特蒙古语意为“富饶的城”，位于贺兰山西麓的洪积扇上。发源于贺兰山的3条溪流穿镇而过，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小镇仍有多处泉水。东关水库、南田水库等处的草沟湿地，因为泉水滋润，生机盎然。
此后城市迅速扩大，用水量超过了来水量。1986年起，靠打机井解决问题，抽水量大的高达每小时110立方米。由于昼夜不停地连续抽水，致使地下水位迅速下降，城内泉水干涸。
2001年，旗政府下达（2001）109号文件，由旗水务局接管水磨沟村水库，停止一切农业用水，改作城镇供水工程。
2008年，盟行署确定，紫泥湖盆地为巴彦浩特拟开发的供水水源地，这里距离巴彦浩特镇48公里，两者之间存在433米落差，按照工程设计需要通过泵站加压才能把水送到巴彦浩特。更为可忧的是：
“新水源地及周边地下水年开采量为1470万立方米（亩均用水量按700立方米），由于没有经过规划，盲目开地打井，加之过量取水，造成地下水位大幅下降，水位深度由原来的2.4～4米下降到现在的8米。”
“紫泥湖上游过去的100多个泉眼只剩下现在的6个。下游原有的8眼自流井水量明显下降。该嘎查境内的哈沙图湖过去水量充足，现在已干枯了。紫泥湖湿地面积比过去缩小了2/3。”（阿拉善左旗网《关于对全旗水资源利用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有关方面指望靠紫泥湖的水源保障巴彦浩特未来20年的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靠得住吗？即使能保障20年，在文明发展史上，这不过是一瞬间，后人又该怎么办？过去30年，人们见惯了这样的案例，一个措施解决了一个问题，却制造出10个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巴彦浩特仅是一个人口不足7万的“城镇”。如果这个城市的供水系统能保障它20年的发展，20年后，会有多少居民？围绕着它会有多少企业？到那时断水，如何处置？
根据中国农业科学院的一项研究，内蒙古的水资源条件为：地表水资源可利用量：56.01亿m3，地下水资源可利用量：107.29亿m3，地下水是地表水的1.92倍。而2000年总用水量为38.5亿m3，其中地表19.0亿m3，地下19.5亿m3。（见魏虹等《五大牧区草业发展与水资源关系研究》，《中国农学通报》第21卷第4期2005年4月）
显然，地下水资源多于地表水，而2000年地下水利用则少于地下水。这一态势驱使内蒙古大力发掘地下水，巴彦浩特所在的阿拉善盟亦如是。
2001～2002年，全盟新打井301眼，其中机电井36眼，塑管井259眼；并修复水井903眼（其中机电井164眼）（见《阿拉善年鉴〈2001-2002年〉》）。
2005年，全盟有1918眼机电井水位下降供水不足，1130眼筒井干涸。新打机电井164眼、配套机电井191眼，抗旱动用机电井1800眼（见《阿拉善年鉴〈2005-2006年〉》）。
自2007年通电以后具备了灌溉种植的条件，农牧民争先恐后打井开地，一夜之间成井，抢抓时间开地。掘井灌溉严重危害着阿拉善左旗的主要水源地腰坝滩。
腰坝滩：“腰坝滩现有耕地8.97万亩，机井346眼，比允许量超开了近5万亩，年取水量达5471万立方米，超出允许开采量的近2.5倍。特别是第二轮承包以来所开垦的土地面积迅速增加，农田取水量大，导致辖区内的陶苏湖基本干枯，现已几乎开成了耕地，地下水位持续下降，每年均降幅为0.22～0.3米。地下水位总体下降了3.5～4.8米。沿社办农场、牧繁二队、一团生产点、牧繁三队以西以南地区的水质矿化度上升，每升水的矿化度达到1克～3克，已成了微咸水。”
大、小查哈尔滩：“两滩现有耕地3.5万亩，机井167眼。两滩年取水量为2030万立方米。按照亩均用水量580立方米计算，超过允许开采量2.8倍以上，过去22年查哈尔滩地下水水位下降了6～10米，每年平均以0.27～0.45米的速度下降。由于地下水超采过量，严重影响了地下水质。有的水井硝酸盐含量高达20～130毫克/升，盐碱度比原来有所提高。”
西滩：“西滩现有耕地近5万亩，现有机井134眼，经计算全滩年抽水量为3050万立方米。每年实际取水量超过允许开采量的17.9%～34.74%。10年间水位整体下降16米，每年以1.6米的速度在下降。水质也在逐年恶化，东南沿沙地边缘明显呈现盐渍化。自1991年至今，先后有46眼机井因干枯而移地重新补孔。”（阿拉善左旗网《关于对全旗水资源利用保护情况的调研报告》）
严峻的态势迫使内蒙古自治区水利部门向区政府提出了《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这个计划的目标是“至2020年远期规划水平年,全区地下水超采区基本实现采补平衡,消除地下水超采现象,使地下水水位逐渐回升,漏斗面积逐步缩小”。即使这个计划能实现，地下水水位也会继续下降，直到10年之后实现“地下水采补平衡”。而过去的经验告诉我们，涉及环保的规划，很少有能实现的，如投入了555亿元，当年大张旗鼓宣传，而今悄无声息的《渤海碧海行动计划》。
《内蒙古自治区地下水保护行动计划》的重点在于“对全区各实际供水量大于1万立方米/d的地下水集中水源区实现全面保护”（见《内蒙古开展地下水保护行动，严控超采区地下水》，《内蒙古晨报》2010年6月9日）。其实就是压缩农、牧业用水，以保障城市供水。那农牧民出路何在？
游牧文化固然持续了上千年，但却不像一些生态主义者渲染的那样优雅浪漫。牧区环境如此艰苦,资源如此稀缺而不稳定,灾害如此频繁，为了生存，前人生活在不断的迁徙和战争之中。当国家东南部人口追逐“现代化”的生活方式时，凭什么指望牧区人口“重复昨天的故事”？
在以财富论英雄，按官衔排座次的今天，形象工程、当期政绩，是地方政府唯一的理性选择。既然深圳的官员可以靠引进外资“引领全国的改革开放”，从而名利双收，凭什么不许牧区的官员有样学样？
30多年的高速发展，每年的政府工作报告都设定GDP增长的目标，对各级政府而言，它既关系当地的财政收支，又关系本届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升迁。于是GDP成了事实上的发展主体。任何有碍于GDP增长的对象，都是发展的阻力、包袱，能搬就搬走，能抛就抛掉。实在无法搬走、抛掉的，只好花点钱养起来，这叫“花钱买稳定”。
在内蒙古，最大的这类对象就是牧民。内蒙花费大量的资金，将牧民转入城市，但进城的牧民无业可就，陷入贫困。2003年，在发放蒙语预防非典手册时，对呼和浩特赛汗区大学路附近的100户牧区转移来的劳动力家庭作了人类学调查，发现：“89%的家庭认为进城后的收入比原来减少了；91%的家庭认为在城市里找不到适合他们的工作；94.3%的家庭认为只要条件许可，他们还愿意回去放牧。”（见达林太等《制度与政策的历史演变对内蒙古草原生态环境的影响》，《科技创新导报》2008年10月）
2008年内蒙古GDP中最终消费支出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040，而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7282。事实上，内蒙古的资本形成总额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而最终消费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于辽宁。可见是投资而非消费在推动内蒙古的GDP，内蒙古的生产，主要用于资本形成。
GDP中劳动者报酬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为0.1470，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的相对强度高达0.9764。事实上，内蒙古的劳动者报酬份额在全国排倒数第二，仅略高于山西；而营业盈余所占份额在全国位居第二，仅略低于黑龙江。可见内蒙古的生产财富，主要转化为资本利润。
数据显示，内蒙古辉煌的GDP，它的驱动者和受益者都是资本利润极大化机制。所谓发展，不过是资本拥有者的发展，那些深入草原调研的学者，看到的是牧民的贫困化。
对此，据说有官员、学者认为，为了社会的进步，不得不牺牲一批人。这样的观点并非无稽妄言，早有著名经济学家主张牺牲3000万产业工人。内蒙农、牧民加起来也不过1166万，相对于经济学家的豪迈，这不过是小菜一碟。问题在于，该牺牲的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主张“牺牲”的学者、官员？“经济学不讲道德”，最终决定牺牲谁的，是实力对比。学者、官员们有实力牺牲农牧民，而后者没有相应的实力。当年冯玉祥批评将“中华”搞成了“中华官国”，历史告诉我们，这个“中华官国”被他们制造的最没有实力的流民潮冲垮了。殷鉴不远，可惜,主流经济学家们专注于研究利润极大化之策,没有一点历史感,而他们却是多年来主要的国策建议者。
问题在于，这样的道路势必造成生态系统的崩溃。我们的后人势必将面临比创造游牧文化的前人更严峻的资源生态条件。此刻，我们能从前人的实践中得出什么启示？
当年我们的先人抛弃宫室、大型青铜器，甚至陶器，靠最简约的器物走上了游牧之路。这启示我们深思“财富”的本质。不同的文明中，人们对“财富”有不同的理解，那这些“财富”的共性是什么？是维持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游牧人群处于最艰苦的环境中，他们对此有最深刻的体认。
对他们而言，最直接的财富就是畜群，畜群以草原为生，草原靠水源滋养，健康的生态环境是财富之基，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物质财富观。但个人无法生存于荒漠草原，人们只能集体生存，共同体是他们的生存之本，维护共同体就是维护自己的生存，由此形成了他们的社会财富观。前者涉及人类社会与自然的关系，后者涉及社会内部关系，“共生”的现实使他们发展出了强烈的“爱”的伦理。牧民对牲畜、草场、河湖都倾注了强烈的感情。至于人与人之间的真情，更强烈感动着当年北京的插队知青，令他们终生难忘。
生存于艰苦的草原，需要复杂的知识，这不是现代课堂里传授的教条，而是每天都在生存实践中检验的判断力，由此形成了他们更高层次的财富：知识。蒙古人有一个谚语：一等财主是有知识的人，二等财主是牲畜多的人，有钱的人才是三等财主。
与之对比，在所谓“现代化”的氛围中，货币被视为终极财富，因为凭它可以购买一切，从身份到异性的身体。然而，货币的本质是财富索取权，而非财富本身。利润极大化说白了就是争夺财富索取权，而非创造财富。在被利润极大化机制控制的社会中，每一个经济角色都不得不争夺财富索取权，在这场争斗中，只有无所不用其极者才可能胜出，心慈手软者难免败落。现实告诉我们，这场争斗的结果是，财富创造者的贫困和财富聚敛者无视整体生存的短期行为。它必然导致生态环境的衰败和社会矛盾的激化，从而毁灭真实财富的根基。
更诡异的是，货币这个财富索取权的发行者，是一些掌握权势的特定机构。当世界被分割成许多实体时，每个实体都在发行自己的财富索取权，都希望用自己的财富索取权来一统天下。人们看到，那些短视的实体，用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人家发行的财富索取权，并当做真实财富窖藏起来。这种策略的合理性建立在一个假设之上：那个发行财富索取权的实体，有能力、有意愿维护其索取权的信用。然而历史反复证明并正在持续证明，所有的发行者都有不可遏止地滥发货币的倾向，因为他们既无能力也无意愿维持其信用。
于是人们看到，当短视的实体靠出卖自己的生存之基换取别人发行的财富索取权时，对方用所得的真实财富缓解自己的内部危机，并维持庞大的军事存在，以遏制短视的实体。当这个积攒了大量别人发行的索取权的实体，数着钞票在梦乡中幻想未来时，人家发行的索取权已经持续而大幅度地贬值。回看自己的家园，只剩下破败的生态环境和尖锐的社会矛盾。这就是人们说的“货币战争”！
草场共有、大范围游牧是游牧文化持续存在的基础，也是脆弱的草原生态得以维持千年以上的基础。而我们的主流经济学界，依据哈定的“公地悲剧”理论，推动草场产权私有化，并护之以围栏。结果却引发了实实在在的“私地悲剧”草场生态和牧民生存状态双退化。
“公地悲剧”理论并非基于严谨的实证论证，不过是基于哈定杜撰的一场“情景剧”，却被我们的经济学家当做了几何公理、普世价值。其实，一种资源到底是“公”好还是“私”好，不存在一刀切的判断准则。比如说，牙刷、碗筷、剃须刀、衣服，恐怕还得以私为主；而土地应“公”还是应“私”？“公”到什么规模？“私”到什么程度？只能依据具体的生态环境、生产方式和人们的长期生存经验来判断。牧区的实践证明，草场的私有化给牧民带来的是实实在在的“私地悲剧”。
讲到“悲剧”还是“喜剧”，这其实是价值判断。社会地位不同，立场各异，其判断自然相左，所谓“普世价值”，在学理上不存在。“草场私有化”主张的背后是土地流转。事实证明，流转的结果，大量土地集中在极少数人手中，多数国民无立锥之地，只能靠出卖劳动力为生。对那些既得到土地，又得到廉价劳力的豪强而言，这无疑是天大的“喜剧”。所以人们看到，一些地产商大力支持地方政府的“围封转移”，再以“环保”项目的名义低价领有草场，在上面开发各种名目的“产业”。然而历史一再显示，这类“喜剧”总是导致天下大乱、社会瓦解，结果是“天街尽踏公卿骨”，“朱门甲第无一半”。对豪强们的第二代，第三代而言，这到底是喜耶？悲耶？
探寻可持续的文明就不能忘记社会系统寄生于生态系统之上，它必须适应相应的生态系统。认识生态系统则必须认识其制约性因素。对内蒙古、新疆而言，水资源是最大的瓶颈（至于青藏高原，还有海拔与积温两个制约性因素，需另文讨论）。水资源瓶颈限制了生态系统的净初级生产力（NPP）,而NPP限制了人类社会向生态系统的索取和排放行为。
有学者可能提出，以色列处于类似的干旱环境，为何能建成一个发达的工商文明？从社会向生态系统索取的视角看，以色列的现代农业依靠消耗大量的能源，而其城市人口则消耗着全球生态系统的资源。如果主张内蒙古走类似以色列的道路，相关学者就应探索具体的途径。比如，如何让内蒙古的人口能像以色列人那样，在高智能职业中占有足够的比重。现实是，因“围封转移”而进城的牧民，甚至很难找到就业机会，而2008年内蒙古的教育投资占总投资比重的相对强度仅0.1550，在国内各省中都位居下游。而这一年全国财政投入的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也仅为2.975%，远低于政府1993年承诺的4%，虽然已经过去了15年。
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最值得自豪的就是其史无前例的“发展”动力。短短500年间，它给人类社会带来的变化超过了过去的数千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资本主义工商文明是人类历史的一次巨大突变。当年那部名噪一时的《》，其作者已清醒地意识到了这一事实：
“真正特殊的并不是东方的古老现象，而是欧洲出现了突变现象。”“它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原来并不是一条常规性的历史走廊。”“亚细亚遇到的挑战，是欧洲对全人类的挑战。”（《》第一集：寻梦）
在对这一事实的价值判断上，《》的作者一往情深地“拥抱蓝色文明”。这一选择的背后，是上世纪80年代理论界的主张：“补资本主义这一课。”30年的“补课”实践，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发展”，另一方面让国人切身领悟到，这“发展”的背后是竭泽而渔。
或许有人认为，这只是具体政策、规划的失误，是相关人员素质低下的结果。然而你如果在企业待过，就会体验到，对企业而言，利润攸关生死，为了利润，企业只能不择手段；如果你在官场待过，你就能体会到，为了发展的“硬道理”，你不得不与其他地方/部门争夺投资者的青睐，不得不靠压制劳工、破坏生态来“创造投资环境”。况且，企业为了利润，可以不惜代价地贿赂、收买官员。落网的官员络绎不绝，证实了这腐蚀的强度，也证实了“特殊材料制成的人”之不可恃。对此，企业方面的表述是：不如此就拿不到项目，做不成生意。
可见，问题的症结不在于官员或商人的个人素质，事实上，商人、官员们远比草根大众见多识广，品位高雅，学历优越。症结在于社会经济系统运行的核心机制利润极大化。这一机制为贪图眼前暴利之徒提供了几乎无限的施展空间，而让关注社会整体长远生存之人陷于困顿。于是“有水快流”成了官员与商人共同的行为准则。官员们体认的现实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商人们总结的诀窍是“绿灯一亮赶快走，遇到红灯绕道走”。
就在这30多年的政策博弈过程中，利润极大化原则瓦解着“可持续性”的基础：生态环境和社会认同。
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这个地区是东南部的生态屏障，它承担着涵养水源、净化空气、控制风沙东移、减少水土流失、减轻洪涝灾害的功能。如果真的把中国视为一个大家庭，那不同的国土就应承担不同的功能，各地区间的关系就绝不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而由国务院发展中心《管理世界》杂志社、福建师范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科文献出版社一再发表的《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倡导的就是这种区域间竞争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竞争由国际上的竞争逐步扩展到区域竞争，并进而延伸到区域子系统内的竞争区域经济发展的本质就是区域间的经济竞争，任何一个经济区域要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求得生存和发展，就必须具有能够占据优势的综合竞争力。”（《中国省域经济综合竞争力发展报告〈2005～2006〉蓝皮书相关问题解答》）
这个报告将国内各省间的关系视同于国家间的关系，这种关系被归结为“激烈的市场竞争”。由于“激烈的市场竞争”，“区域间经济竞争”被归结为投资环境的竞争。这指导各级地方政府为投资者保驾护航，不论其来自何方，所求为何。于是，山西要为沿海各省的煤老板开放资源，保障他们通过采煤获得利润；西南喀斯特地区要为伐木者提供方便，因为这是投资者眼中可变现的利润源；江河上游各省要竭力吸引高坝电站的投资者，因为除了水能，难有其他资源对他们更有吸引力；新疆则要开放土地，吸引外来的棉老板，哪怕他们的耗水量导致胡的消亡，而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命脉；内蒙古则要吸引采矿者，因为他们可以让内蒙古的GDP增速在国内名列首位，尽管这破坏本已脆弱的草原，大量消耗稀缺的水资源
晚清和年间的江浙财团，在“区域间经济竞争”中处于绝对优势，他们的竞争优势源自给英美当买办，于是紧靠英美，自觉地充当其“势力范围”，自然是他们的理性选择；同属沿海的两广、山东，当然不甘久居人下，为了增强其竞争力，分别投靠德日和英法；东北则成了俄日争夺的战场；的神权政府在中央和英印间首鼠两端；而新疆、蒙古则被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最终导致古被割走。这样的态势导致国内军阀割据，混战长达半个世纪！热衷于“区域间经济竞争”的人们，还是看一看图二，回顾一下那个年代内忧外患血的教训吧。
那惨痛血腥的场面还历历在目，这种研谓的“指导思想”竟然又被我们的权威研究机构堂皇而又执拗地一再端出来。在“区域间经济竞争”的大背景下，我们的前辈呕心沥血构建的民族和睦局面遭到了破坏，给外部势力提供了无数苍蝇下蛆的缝。
摆脱“区域间经济竞争”这个魔咒，我们才有可能理性地思考内蒙古乃至整个牧区的发展方向。面对现实，从全国一盘棋的视角看，只要不能改变内蒙古的水资源制约，内蒙古的首要任务就是维护脆弱的生态平衡，以保障全国的生态环境。这样的功能定位下，不能把内蒙古卷入“区域间经济竞争”，内蒙古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
在GDP挂帅的大环境下，这样的定位不可能落实。GDP是“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中的一个指标。SNA体系的基准是价格，注意，价格的基础是交易，、毒品、性服务等都可以交易，所以都有价格，逻辑上都可以记入GDP。而生态保护维护的是人类持续生存的前景，怎么交易？与谁交易？无法交易的对象是谈不上价格的。所以生态保护始终是软指标，而交易、挣钱才是硬指标。（行文至此，中国党十六届五中全会公报发布，全文首次未出现GDP指标，这是否为一种可贵的回归？）
如果确定了内蒙古对整个国家的最大贡献是生态、文化和安全，下面的问题就是如何保护内蒙古草原。既然草原上的人们是在为整个国家保护生态环境，整个国家就理应为之付出报酬，理应让他们有不低于全国平均水准的生活、生产条件，而不是迫使他们靠投入“区域间经济竞争”来改善甚至维持自己的地位。
在内蒙古干旱草原上，我们的先人在长期的试错过程中领悟了“适应”与“共生”原则，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游牧文化。蒙古族学者达林太预言游牧文化行将消亡；而热爱游牧文化，以至于被误认为是蒙古族的刘书润则期望保留回归游牧之路。笔者不是学者，无由预测草原的未来。但草原降水量低、变率大，生态环境脆弱是不争的事实，游牧文化在上千年的时期内有效地保护了草原生态也是不争的事实。
我们这一代人的任务，不应像西方冒险家那样，到处挖掘“宝藏”；而应寻找在现代条件下，在草原生态系统中达到“适应”与“共生”之路。这需要艰巨、广泛的研究，应是学界的重要任务。而我们的主流学界，不在意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却汲汲于那个贩子诺贝尔留下的“Prize”，而这份“Prize”却给了农奴主政权的头面人物、以“难民”身份加入法国籍的高行健，和要让中国给西方当“三百年殖民地”的。什么时候，我们的主流学界才能有自己的定见，不再仰望洋人的诱饵，而是埋头研究自己国家面对的难题？
